今年9月将开庭审理，刘强东“明尼苏达事件”民事案三年来进展如何？

刘强东明尼苏达事件四年后，相关民事案件将于2022年9月开庭审理。

2018年8月31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时任京东创始人兼CEO刘强东被警方带走，有人报警指控其强奸明尼苏达大学21岁中国留学生刘静瑶，次日被释放。同年12月21日，亨内平县检察官弗里曼宣布，由于调查证据不足，决定不对刘强东以性侵罪提起刑事起诉。

2019年4月16日，刘静瑶向明尼苏达州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长达28页的民事诉状也于同日公布。据她交代：2018年8月，她以志愿者身份参加明尼苏达大学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DBA）的活动。活动结束后，她被邀请与至少15名中年男子共进晚餐。她在晚宴上喝得酩酊大醉，被带到刘强东乘坐的豪车上。当晚，她在租住的公寓里被刘强东强奸。

她指控刘强东犯有民事胁迫伤害罪、非法拘禁罪、性侵犯罪、性侵罪，并声称京东应对上述违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请求陪审团判令被告赔偿5万余美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案件相关部分文件已在明尼苏达州司法部网站上公开。自2019年起，该案已送达传票近一年，随后刘强东和京东应诉，进入调查取证阶段——取证对象包括原告、被告、刘强东在刑事案件中的代理律师Jill Brisbois、豪车司机Joel Humberto Lopez-Larios，以及与案件有关的6名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警察。取证工作仍在进行中。

法院原计划于2022年4月25日举行公开动议听证会，讨论是否对刘强东提交的部分材料保密。根据双方律师提交的备忘录，这些材料涉及刘强东的政治背景、经济状况和性经验。听证会后来应被告的要求取消，但相关消息让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案件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截至目前，该案已举行三次公开动议听证会，第一次是刘强东和京东对送达程序提出质疑，称起诉书和传票并未有效送达；第二次是京东认为与性侵相关的指控与公司无关，要求驳回这些指控；第三次是对被告答辩的辩论，其中被告辩称，京耀提起民事诉讼是为了敲诈富豪，而原告则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并且误导公众。

根据法庭安排，若双方不能达成和解，该案将于2022年9月26日首次公开审理。

送达传票花了近一年的时间

与中国不同，根据美国民事诉讼规则，原告有责任在向被告送达起诉状的同时向其送达传票。这一过程在静耀提起民事诉讼后耗时近一年。

2019年6月，原告试图通过位于加州山景城商业地址的京东美国科技公司向刘强东送达传票，但该公司一名受雇经理表示无法确认刘强东身份，原告律师向法院提交的《原告支持替代送达动议》及送达失败证据表明，此次送达失败。

法院建议刘强东刑事案件代理律师吉尔·布里斯博伊斯（Jill Brisbois）将传票转交给被告，但该律师在给法院的邮件中表示，她从未在任何民事诉讼中代理过刘强东，无权代表他领取传票。在这起诉讼中，她可能会成为证人，这可能意味着与刘强东发生冲突，因此通过她送达传票并不合适。

传票送达京东也遇到问题，京东集团以此为由要求原告撤诉。京东代理律师向法院答复称，京东集团成立于2014年，注册地为开曼群岛，原告试图送达的地址是美国特拉华州的一家“注册服务公司”，并非京东的注册服务公司，无权代为接收传票。这里注册了一家名为“JD.com, Inc.”的公司，但这是另一家与京东同名的公司，该公司因欠税，于2002年被宣告注销注册。

此次送达失败后，Jingyao的律师尝试通过JD集团在美国的全资子公司JD American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JD America）进行送达，但遭到JD律师的反对，其称JD集团从未授权JD American或其注册的送达代理机构接收传票。

尽管该民事诉讼消息已被多家国内外媒体报道，京东也通过媒体公开回应，但法院仍然裁定原告需要根据《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文书送达的海牙公约》进行送达——该公约于1965年在荷兰海牙签署，参加该公约的国家可以依据它将成员国法院裁定的文书送达其他成员国的民事实体，从而简化文书送达程序。

原告聘请了一家专门从事国际文件传递的律师事务所，并于2019年10月1日向京东送达了传票和起诉书。在京东位于开曼群岛的注册地址，一名“身高5.2英尺、矮个子棕色卷发、40多岁的白人女性”接待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并代表京东接收了文件。

同时，原告还出示了负责国际送达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证明文件，文件称由于刘强东在中国，原告需要将文件送达中国相关部门，由中国相关部门转交。负责国际送达的律师事务所称，2019年10月，中国相关部门确认已以电子方式提交文件；但根据历史经验，当事人通过《民商事司法文书送达海牙公约》收到送达证明，往往需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2020年1月21日，法院判决京东代理律师兼律师Jill Brisbois将传票及起诉书移交给刘强东。2020年4月6日、2020年5月11日，刘强东及京东对起诉书作出回应并提交了初步陈述。

法院驳回京东免责请求

在公开提交给法院的初步声明中，刘强东否认了原告的所有指控和所有声称的伤害，称“原告试图从成功的中国商人刘强东身上榨取钱财。在与刘强东发生自愿性关系后，原告以虚假的强奸指控为武器，试图获得现金赔偿。”

京东否认了所有指控，但承认曾支付刘强东的DBA学费，且事发当晚的酒水及晚餐账单均由京东信用卡支付，但表示这笔款项已由刘强东偿还。京东还称，刘强东并不在公司所在地，也没有从事任何与工作相关的活动，京东无法对刘强东下班后的个人行为承担责任。

在静瑶的起诉书中列举的六项指控中，有三项是针对刘强东的，另外三项则由京东承担连带责任。京东提出动议，驳回其中一项指控——发生在公寓内的性侵和性侵犯。

在传票送达、初步陈述作出前，被告京东集团于2019年10月21日向法院提交动议，称原告指控的侵权行为并非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地点，而是发生在深夜私人住宅内，与京东业务无关。因此，京东不应承担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否则将“使雇主责任陷入崩溃边缘”。

原告律师对上述动议提出异议，称与刘强东、静瑶一同前往公寓的京东工作人员张爱丽不仅知晓刘强东的意图，还协助其实现这一意图——在豪车副驾驶座上，她故意将后视镜移开，不让司机看到后座上刘强东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看，刘强东的意图是京东可以预见的。同时，刘强东的不当行为从京东出钱的商务宴请，延续到京东租用的豪车，再到公寓；而京东工作人员张爱丽是按照刘强东的指挥离开现场的。

2020年4月，法院判决驳回京东的动议。法院认为，侵权行为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职场上难以判断：刘强东曾在公寓里对静瑶说，她可以“成为邓文迪那样的女人”，可以理解为提供职业发展空间；同时，作为京东员工，一直在线、在各地工作也是刘强东应尽的责任。

京东作为雇主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还有待庭审后陪审团的判断。

谁的证词将在审判中出庭？

2021年2月15日，原告、被告分别向法院提交了证据收集计划。

除了未披露的专家证人外，双方在取证计划中共同列出了25名证人，包括原告静瑶和被告刘强东、负责DBA的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崔海涛、参与者Mandy Bai、代表刘强东参与刑事案件的律师Jill Brisbois、豪车司机Joel Humberto Lopez-Larios、涉案的6名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警察、陪同静瑶参加晚宴的陶鹏远以及当天为她提供治疗并提交报告的医生、知情人谢依依以及与静瑶一起做志愿者的黄东婷等。此外，原告列出的其他证人包括静瑶的父母、京东代表等，刘强东则列出了另外14名证人。

截至2022年1月，针对崔海涛、司机乔尔·温贝托·洛佩兹-拉里奥斯、六名警察和律师吉尔·布里斯博伊斯的证据收集工作已经完成。

但有相当一部分证人在中国，包括刘强东、谢依依、黄东婷等，这也意味着证据收集遇到了与送达文件同样的问题。

2021年2月，被告律师提供材料，引用中国《民事诉讼法》，该法规定“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许可，任何外国机关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送达文书、调查、收集证据”。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称，“中国不允许律师在中国收集证据供外国法庭使用……一般来说，这只能根据《海牙取证公约》向其中央机关提出请求才能完成。”

以往，中国证人会前往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或新加坡、越南、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完成取证工作，但新冠肺炎疫情让这一过程变得更加艰难。

该案取证期限一再推迟。2021年4月，根据法院命令，向外国证人收集证据的时间至2021年11月30日；2022年1月，法院将向外国证人收集证据的时间延长至2022年5月30日，后又延长至6月30日。

根据原告和被告于2022年5月10日共同作出的决定，一位名叫杨章的证人将于6月自愿从中国前往苏黎世完成证据收集工作。2018年，他和刘强东都是DBA的参与者，于8月30日晚参加了明尼苏达大学Origami餐厅的晚宴，并与静瑶进行了互动。

截至2022年5月中旬，根据法院命令，大部分庭前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5月16日，双方证据收集将完成，原告证据收集应首先完成；外国证人证据收集须在6月30日前完成；原告和被告须分别于5月24日和6月21日前完成专家证人的证据收集、披露和报告，对方专家证人的证据获取时间为8月2日前。6月28日前，原告可以修改起诉书，增加惩罚性赔偿；8月10日将举行审前听证会，讨论庭审中使用的证据和对陪审团的法律指示。

敲诈勒索还是赔偿，录音提前公布

目前披露的证词表明，原告是否寻求“敲诈勒索”或将成为庭审期间讨论的焦点。

截至2022年5月，Jill Brisbois、崔海涛以及警官Matthew Wante的部分证词被公开，三人在证词中均提到，刘强东被捕后，Jingyao要求道歉和赔偿。

2019年，此次呼吁的录音被公开，其中包括Jill Brisbois和Jingyao之间的两次对话。

静瑶第一次说：“他可以给我钱，我需要他的道歉，否则我就上法庭，找律师……我不想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个案子。”

第二次，Jill Brisbois 询问 Jingyao 的赔偿计划：“你之前说过你想要钱和道歉。我的问题是，你对钱的计划是什么？”当 Jingyao 表示自己没有相关经验，也不知道如何制定计划时，Jill Brisbois 坚持说：“我没有相关权力提供计划。我需要你来制定一个。”

在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景耀表示，自己应该用更中性的词“赔偿”来代替“钱”。

但吉尔·布里斯博伊斯强调了两者的区别。在吉尔·布里斯博伊斯的证词中，原告律师问道：“她说她想要赔偿和道歉，对吗？”吉尔·布里斯博伊斯回答说：“不，她说的是钱。”

Jill Brisbois 用“钱”这个词作为 Jingyao 勒索刘强东的证据，并在 2018 年 12 月的一份公开声明中提到了这一点：“刘强东被释放后，我应该女子的要求给她打了电话。在几次电话和短信中，该女子反复索要钱财，并威胁称，如果不满足她的要求，她将公开此事并起诉刘强东先生。”

在2020年12月17日的证据收集记录中，吉尔·布里斯博伊斯称，记录她与静瑶谈话的人是崔海涛和杨薇薇安中的一人——崔海涛和杨薇薇安在与静瑶谈话时也在场吃瓜网蔡金发，其中一人录下了谈话。

其中，崔海涛为明尼苏达大学全球DBA项目副校长，通过静瑶的父亲邀请静瑶担任此次活动的志愿者。Vivian Yang是京东的员工，在聚餐当天曾两次使用京东信用卡购买酒水。事发后，崔海涛联系了刘强东，二人有大量信息记录。被告律师认为，由于刘强东当时需要翻译，崔海涛是刘强东与律师之间的联络人。

对于录音一事，吉尔·布里斯博伊斯称自己没有告诉静瑶自己在录音：“告诉她不是我的责任。”

据2021年3月15日的证词，崔海涛称，通话结束后，“我依稀记得——我可能记错了，她（吉尔·布里斯博伊斯）说了类似‘你能相信吗？她（静瑶）在电话里向我要钱’这样的话。”

随后，这段对话的录音被匿名发给各新闻媒体，原告律师的备忘录称，这段录音是崔海涛录制的。

2020年4月，原告律师提出动议，称刘强东向法院提交的初次陈述中，有一段称Jingyao Liu诬告刘强东骗取金钱，因刑事案件不成立而提起民事诉讼，此段内容与案件无关，涉嫌诬告，法院应予删除。法院于2020年10月驳回动议。

静瑶接受身体检查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静瑶的起诉书称，她遭受了身体伤害、痛苦和折磨，失去了享受正常生活的能力，并遭受了心理上的悲痛、羞辱和尴尬。2021年2月，被告提议对静瑶进行独立医学检查，以确认她所受的伤害，这符合明尼苏达州法律。

检查由精神科医生、法医精神病学家芭芭拉·齐夫博士进行，涉及全面的病史，包括原告的心理社会、社会文化和职业方面，以及她的睡眠、饮食、疼痛和精神状况，包括情绪、认知功能、认知障碍和对事件细节的回忆。

在对检查内容进行了大量讨论后，芭芭拉·齐夫于2022年3月7日对静瑶进行了检查，主要采取了谈话的形式，其中部分内容被公开。

在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中，景耀讲述了事发当天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据静瑶介绍，刘强东从2018年8月30日晚宴开始就不断提到“邓文迪”，晚宴结束后，她在车上不断遭到刘强东骚扰，当车开回她的公寓时，刘强东称要送她回家，并在没有经过静瑶同意的情况下进入了她的公寓。

在公寓里，刘强东又提到，“想想邓文迪，她是怎么成功的。”静瑶回答，“我愿意和别人竞争，我希望是因为我的学术能力和工作能力而被录用，而不是因为我是你的情妇。”

静瑶称，刘强东试图脱掉她的毛衣，但她一直反抗。为了摆脱刘强东的控制，静瑶劝他去洗澡，但刘强东在洗澡时仍伸出一只手抓住静瑶的胳膊。刘强东洗完澡后，她说要换衣服，锁上浴室门，在里面呆了很久。刘强东起初催促她，但后来就没了声音。静瑶以为刘强东睡着了，便走出浴室，但刘强东“立刻从我的床上跳下来，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按倒在床上。”

在公开的通话记录最后，静瑶谈到了自己的人生规划，她说，自己原本想做一名商人——但现在，她不想再跟商人有任何瓜葛。

原告和被告对刘强东案发当晚的行为性质始终存在重大分歧。2018年12月，亨内平县检察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经过明尼阿波利斯警方的调查和检察官的审查，检察官因“证据不足”无法满足刘强东涉嫌性侵的举证责任。“我们不想让这个年轻女子（京瑶）再次受到伤害，所以我们不会详细阐述，”检察官说。这份检察官的公开声明也出现在刘强东和京东的回应声明中。

2019年7月，美国警方公布了该案的调查材料，材料经过加工，部分参与者的姓名等信息被隐藏。根据材料信息，事发后警方接到两次电话，第一次是Jingyao的朋友打来的，后来Jingyao告诉警察，因为担心后果，所以什么都没发生，她和刘强东的关系是“自愿、自发的”。警察随后将事件性质从犯罪性行为改为杂事。Jingyao第二天第二次报警，她称自己想要“一个道歉和钱”。警方结束了调查，并将她的联系方式交给了刘强东的律师。

文件中，京东工作人员Alice称，聚餐结束后在车上，她看到刘强东与Jingyao靠得很近，所以没有回头，没有听到Jingyao的拒绝，“我坐在前排，听不清楚。”司机称，自己从后视镜看到刘强东压在Jingyao身上，Alice则抓住后视镜，扭向另一边。

刘强东刑事案件代理律师吉尔·布里斯博伊斯（Jill Brisbois）2018年12月发表声明称，“当晚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是自愿的，女子全程非常主动，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情愿。”

（南方周末实习生胡诗欣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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