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问题越积越多，社会就会失序

原标题【岛读】郑永年：中国须警惕社会乱象风险

[侠客岛出版社]

今天推荐一篇郑永年先生的文章，略作修改，原文收录于郑永年先生著作《重建中国社会》，感谢东方出版社授权出版。

如今，我国社会转型的方向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经验看，任何一个转型社会都会面临重大的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如果越积越多，最终就会导致社会失序。

保卫社会，重建我国的社会秩序，是唯一的选择，没有其他的选择。

社会建设的目的是营造一个不同社会阶层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社会不同阶层的和平共处需要基本的社会信任，一旦失去了基本的信任，社会就会失去根基，这不仅适用于社会个体，也适用于任何组织、任何政府。

社会信任的缺失，对整个组织体系的运转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就因为“郭美美事件”引发了组织内部巨大的信任危机，直接影响了组织的正常运转。政府也是如此，同年发生的温州高铁事件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一旦社会对政府机构失去了基本的信任，无论政府机构的政策有多好，都会变得无效。

很简单，社会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都是基于对决策机构的基本信任，个人和组织必须获得社会的基本信任，没有这种信任，任何社会秩序都不可能存在。

中国社会是怎么乱起来的？

不平衡

任何社会，权力都可以分解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它们都有各自的边界。无论从西方历史还是中国经验看，政府权力站在资本还是社会哪一边，都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制度，改变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平衡，从而影响社会秩序。所以，政府和政治权力非常重要，是一个平衡器。这三者一旦失去平衡，社会秩序的基础就会被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就会瓦解。

中国社会失序的主要原因是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没有界限，政府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力，学术界把东亚经济体（包括早期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称为“发展型政府”，即政府主导、引导经济发展。

与这些经济体相比，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更大。政府要推动经济发展，就必须站在经济一边，即与资本、企业家（无论是外资还是本土）形成紧密的关系。权力的整合不仅导致了经济与社会的失衡，也导致了政治与社会的失衡。

不难看出，我国早期改革没有区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把经济政策简单套用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货币化。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下，新自由主义迅速进入医疗、教育、住房等诸多社会领域。在任何国家，这些领域都不算是纯经济领域，而是社会企业，需要政府大量投入。但在中国，这些被视为纯经济企业，成为快速致富的领域。

90年代中期以后，医疗领域率先引入经济政策，医院成为快速创富的领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为了应对危机，有人提出教育产业化，事实上，中国教育从此走上了激进的产业化道路。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政策引入另一个社会性极强的领域，即房地产。任何国家，如果医院、教育、房地产等社会性极强的领域成为快速创富的领域，社会肯定不会安定。

GDP主义是一股巨大的驱动力。

GDP主义就是社会的经济数据化。政治家需要GDP数据，企业家需要GDP数据，经济学家、律师、教授等社会阶层需要GDP，甚至普通社会成员也需要GDP。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没有经济数据，就变得一文不值。医生可以因为病人没钱而终止手术，律师可以为了钱出卖灵魂，普通人因为害怕被要钱而不敢扶起跌倒的老人，教授为了发财而把学术和教育当成副业等等，都是GDP主义以各种伪装的产物。

但很明显，人的价值是无法数字化的。一旦数字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也就是“去意义化”。一个“去意义化”的社会，是没有道德秩序的。这就是今天大家所经历的不信任、恐惧、孤独的根源。

关系

从历史上看，有效的社会管理依赖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具体来说，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一是社会自我管理，二是社会“强制”管理。在我国，人们较少关注前者。传统上，我们从来都是一个家长制社会，一向强调秩序，但这种秩序往往是从上而下强加的。这一传统不仅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反而得到强化。时至今日，谈到社会管理，很多政府官员自然而然地就理解为自上而下的控制。

基本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四种情况：（1）政府强，社会弱；（2）社会强，政府弱；（3）政府弱，社会弱；（4）政府强，社会强。显然，最糟糕的情况是政府弱，社会弱，而第四种情况，即政府强，社会强，则是最理想的情况。

我的国家属于哪一种类型呢？很多人肯定会说“强政府，弱社会”。但这只是表象。其实，在很多方面，我的国家都是“弱政府，弱社会”。政府想控制一切，看上去是强政府，但因为很多方面管理不善，民众抱怨政策，变成了弱政府；社会没有空间，没有能力进行自我管理，就是弱社会。政府官员往往把社会当成自己的对立面，利用政府权力来控制社会。

所以在社会管理上，我们政府的负担比很多国家的政府要重得多，政府什么都要管，但政府不一定能管好社会。

显然，在社会管理上，我们要力争实现前面提到的第四种局面，即强政府、强社会。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赢博弈。我们国家需要的是一个自组织程度高的社会。如果社会自组织程度高，那么建立在这个社会基础之上的政府一定是强政府。

通过改革，我们可以重建社会秩序。从国际经验看，我们今天在我国社会的失序并不难理解。西方社会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大多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如果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一直稳定，人们就很难再看到马克思、狄更斯、雨果这样的人物了。事实上，欧美社会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危机远比当代中国严重，长期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大多数人都是从横向比较的角度看中国，就是把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却忘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这既不科学，也不公平。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稳定的社会秩序都是通过改革建立起来的。不管我们的社会与其他社会有多么不同，我们的国家也必须走通过改革重建社会秩序的道路。

小路

如何实现“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

政府放权给社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几个大问题需要明确：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权力应该留在政府，什么权力应该放给社会？从各国的经验看，有些事情必须由政府来做，比如外交、法律、司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暴力垄断等。但其他很多领域，特别是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权力是可以放给社会的。虽然这些领域政府自己也可以做，但放给社会更有效。

必须指出，在放权给社会过程中，不能把社会过度理想化。很多人对政府的行为不满，往往把社会过度理想化，认为把权力下放给社会，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这种想法并不符合实际。正如政府会犯错误一样，社会也会犯错误。同时也要看到瓜瓜吃瓜，放权给社会，并不意味着政府与社会完全脱节，相反，政府一方面退出对社会的直接控制和管理，另一方面也要规范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实行法治。

除了放权给社会，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设大社会。这至少有三个同样重要的方面：第一，培育新型社会组织；第二，改革现有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使它们真正成为沟通党和政府与社会的中介组织，而不是简单地依赖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第三，实现社会参与政府事务。

社会参与不仅仅是实现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更是要解决党和政府官员与社会脱节的问题。今天社会上的很多不满，都是社会经济转型给人们带来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很多不满也是针对政府官员的，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很多地方搞“城堡政治”，党和政府官员把自己锁在“城堡”里，有各种特殊的供给渠道，不管“城堡”外面发生什么。

那该怎么办呢？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我们党现在有党员8200多万（注：现在是8900万），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口还要多。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基层党员在干什么呢？显然，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党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感到被边缘化了。如果这8000多万党员都能成为党联系社会的桥梁，执政党还有什么做不好的呢？

因此，执政党必须打开“城门”，走出去、深入群众、融入群众。

党的开放政策也有利于平衡政府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现在世界上有一种趋势，政府按照民意来治理社会，这就造成了政府软弱。如果政府跟着民意走，肯定会迷失方向。舆情的崛起在中国也成为现实，网络、微博成为表达民意的有效途径。中国官员也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面对多元化的民意，有些人不敢决策，不敢担当。

其实，正如毛泽东所说，干部官员“既不能当人民的主人，又不能当人民的尾巴”。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社会参与来解决。政府实行开放政策，公开透明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明白什么是短期利益，什么是长期利益。也就是说，民意不是一边倒的，政府要积极参与到民意形成的过程。这样，一旦做出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决策，即使影响到一部分人的眼前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政府也要努力去执行，政府决策不能只迎合社会的短期利益。

只有开放，政府才能接触社会；只有开放，社会才能监督政府。社会参与政治，既是社会强大的体现，也是政府强大的体现。只有得到社会支持的政府才是强政府；只有能兼顾社会利益的政府才是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