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事件组织管理探析

公共安全事件的组织管理分析 公共安全事件的组织管理分析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各类灾害造成的损失也逐年增加。研究表明，当人均GDP在1000到3000美元之间时，是各类公共安全事件的高发期。这一时期，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新旧观念相互碰撞，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容易发生影响面广、危害程度高的公共安全事件。一旦发生公共危机，不仅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难以挽回，而且也会动摇人民对社会和政府的信任。从这个角度看，对公共安全事件进行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为公共安全事件的分析提供了工具。本文将从政治系统理论的输入角度出发。 当前，我国正在步入“风险社会”。具体表现为公共安全事故总量居高不下且屡禁不止；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危害严重；火灾等人为灾害直接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对人民生命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社会安全事件向动态化、组织化、专业化、智能化趋势发展，形势严峻。1.公共安全事件管理的政治系统理论分析在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中，政治过程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相互关联的行为。政治系统就像一个巨大而永恒的转换器，在环境中形成需求和支持，经过转换器的加工、整合后产生输出，输出又会再次影响成员向系统表达需求，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寻求支持，然后再次进入系统。

在政治系统的输入方面，一方面政府对公共安全事件的管理是其职能，另一方面公民要求政府加强对生产、生活过程中公共安全事件的预防和管理。地震、禽流感等非人为的公共安全事件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政府有义务在公民安全受到威胁时站出来；公民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向政府提出诉求，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自身利益；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顶着压力主动出台各类政策，保障公民的公共安全。人为的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大多与利益冲突有关，例如，食品生产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使用劣质原料、非法添加剂，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安全； 企业为减少投资和运营成本，缺乏与安全生产相匹配的设施，导致煤矿事故、工厂火灾、油罐爆炸等公共安全事故频发，给员工和附近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一些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如房屋拆迁、征用、耕地重新分配等，不能及时得到妥善解决，容易引发群体性公共安全事件。群众有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表达意愿，要求政府有所作为。在政治系统的输出方面，政府作为政治输出的主体，一方面接收来自群众的公共安全诉求有限，只有一部分真正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很多合理的诉求被搁置或放弃，没有充分体现在决策中，为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例如2003年非典疫情的大规模爆发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恐慌，一方面与政府重视不及时、缺乏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经验有关；另一方面，政府往往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很容易按照自己的利益和偏好来行使公权力，违背了群众的公共安全诉求，容易引发公共安全事件。

此时就需要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安全事件管理中发挥自身所长，协助管理、加强监督。在政治系统的反馈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有效制定法律、政策来规范各类组织在公共安全事件管理中的职能和职责，从而加强预防阶段的管理。如果能够避免类似的公共安全事件发生，或者减少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影响，就证明政府出台的法律、政策是有效的，既实现了自身职能履行的要求，又满足了公民的安全需求，改善了社会公共安全环境和氛围。2.从系统需求输入视角的公共安全事件管理政治生活是一个发达的系统。需求是理解系统整体环境如何影响系统运行的一把钥匙，它汇集了环境传递给系统的一般情况和大量事件。所谓需求，就是为了实现自我中心目标而提出的要求，或者是为了寻求某种整改决策的意图，从而将各种责任和众多义务强加给系统的所有成员。 在公共安全事件中，人们为了保障自身生命、财产和健康安全而提出要求，公共安全事件的解决就是要求的处理。1、需求的生成伊斯顿把期望、意图、动机、意识形态、利益、偏好等态度和思想称为欲望，它表明了系统成员希望得到什么。需求是系统成员希望通过某种政治输出来实现的愿望。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频率呈上升趋势，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一些具有强烈民主政治参与意识的社会团体自发组织起来，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公共安全事件的管理。由于非政府组织更贴近民众，具有先于政府组织了解群众需求的优势，因此能够在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在管理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例如，在汶川地震中，成都市民间救援服务中心为志愿者有序参与抗震救灾活动提供了信息服务平台，快速响应灾民意愿，利用各种手段及时满足灾民需求；唐山市心理干预专家团队在慰问地震灾民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唐山地震的经历可以使他们妥善安抚汶川灾民的心灵。在治理体系中，意愿通过结构机制、文化机制转化为要求，并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政府决策。（二）要求的传递要求产生后，必须通过一定的渠道进行操作，但并不是所有要求都会被决策中心接收到。许多系统必须处理的要求总量可能远远超过它们准备或能够输入到系统中的总量。一个系统如果要应对这种情况，在要求输入之后，必须有一些便捷可行的手段来调整这些要求。在公共安全事件中，公民的危机感和恐惧感普遍存在。 一旦政府在安全管理中表现不当，会引起较大的恐慌甚至不满。这些可以说是客观存在，也可以说是社会心理感受，民众的主观心态。当这些要求反映到社会层面时，就会对政府产生冲击，也就是对体制产生压力。在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利益集团、基层干部、舆论媒体、行政组织和社会组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守门人的作用。一旦发生公共安全事件，这些守门人是第一时间接收到信息的人，他们通过舍弃、省略或者完全排除的方式，处理公共安全事件中的利益冲突和诉求，并传导给上级。

如果能采取措施，将公共安全事件的隐患遏制在萌芽阶段，就可以避免更大的灾难。因此，在经历了一类公共安全事件之后，政府会通过制定政策、法律等方式规范此类事件的预防，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或尽力降低此类公共安全事件影响的深度和范围。（三）需求的接受需求在系统传递之后，一部分需求进入决策部门，这对系统造成压力，压力的大小与渠道容量有关。就系统要处理的需求数量而言，很难接受这些需求，将其转化为决策并清晰有序地执行。特别是当渠道向主管部门传递需求的能力过强时，势必给决策者带来严重困难。因此，必须重视并有效利用非政府组织作为解决需求的途径。政府组织主要通过法律法规来构建和完善公共安全事件的管理。 例如2007年8月通过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将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准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救援、事后恢复重建等纳入了法制轨道，同时还明确了公共安全管理中各主要机构的职责，如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生产经营活动单位的安全监督管理；卫生部负责全国重大疾病防治、爱国卫生工作、健康促进管理等。

此外，针对某些危害性广泛的公共安全事件类型，政府制定具体措施进行管理。例如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政府主要从五个方面入手：全面排查隐患，深化治理整顿；严惩违法犯罪，加强应急处置；加强能力建设，夯实基层基础；加强廉洁建设，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协调配合和考核评价。作为协助主管部门解决公共安全管理压力的重要方式，我国非政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非政府组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协助政府缓解公共安全管理压力：第一，非政府组织是公共安全管理服务的提供者，一般能够第一时间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能够提供筹款、物资运输、照护提供等服务，在事后重建、秩序恢复过程中，能够提供物资、人员、信息、技术等各方面支持。 其次，非政府组织是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者和公共服务绩效的评估者，专业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对政府组织的管理能力和成效进行全面检查和综合评价，有助于政府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第三，非政府组织是发现安全风险、提供专业建议的危机预防者。各类专家以利益和责任为基础聚集在组织架构中，在运作领域中纵横交错，在发现社会风险、在秩序内及时调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三、结语通过对伊斯顿政治系统理论中所需投入角度的分析，对我国公共安全事件的组织管理的主要启示是：必须重视非政府组织在缓解公共安全管理中需求压力的作用。

在接收需求方面，非政府组织更贴近基层，在动员各类社会力量时具有更强的号召力，而多中心决策可以满足各方面的特殊需求。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往往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重大的生命财产安全到细微的情绪心理自我防护，政府的行动多以大局为重、通盘考虑，在应对突发事件时，需要重点解决紧急、重要的事件，不可能面面俱到，这样就会造成很多细节被忽略。但对于异常的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细节也可能影响政府公共决策实施的成败，这时，非政府组织是否全面、充分的参与就变得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