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公主事件

刺杀背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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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朝鲜战争的停战和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当时亚非各国反帝反殖运动空前高涨，要求和平、独立、发展自身经济、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愿望日益强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成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亚非国家的共识。基于这种情况，中央决定打开大门，走向更广阔的世界。1954年7月7日，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日内瓦会议情况时说：“我本来还想把大门再关一年，现在看来关不上了！”毛泽东肯定地说：“关不上，必须走出去。”

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卡斯特罗·阿米乔约代表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尼、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致函周恩来，邀请中国政府出席定于4月中旬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2月10日，周恩来复电表示同意出席，并表示愿意为促进亚非国家的合作而努力工作。

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共有29个，其中与中国建交的只有6个国家（阿富汗、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越南），其余23个国家大多与台湾国民党保持“邦交”。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必然会对亚非地区乃至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和蒋介石害怕这种情况，便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

为保密起见，直到中国代表团出发时（1955年4月6日），新华社才发布消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首席代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外贸部长叶季庄、外交部副部长张汉夫、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震为代表，代表团顾问为廖承志、杨奇清、陈家康、黄华、达普生，秘书长为王卓如。

代表团如何抵达印尼，是周恩来考虑的重要问题。当时，中国还没有远程飞机，在与中国建交的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有这种飞机。印度航空公司从未飞过中国，代表团只能在香港启德机场乘机。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包租性能较好的印度航空公司C-69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印尼。为了安全起见，他指示有关部门与印度航空公司协商，印度飞往香港的航班照常，只是中国代表团抵达香港后，“克什米尔公主”号将临时改为专机。

就在代表团出发前几天（4月初），情况又有变化。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于4月14日至16日访问仰光，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总理纳伊姆等商讨亚非会议有关问题。周恩来要求代表团访问缅甸后在昆明集合，前往印尼，但8名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必须先行到达万隆。他们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新华社记者沈建图、杜洪、李萍、郝凤阁，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兆基，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钟步云，外贸部干部石志昂。另有3名外国人也必须先行到达万隆，即奥地利记者闫飞德、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官员王明芳。 为此，我有关单位通知印度航空公司，4月10日从孟买飞往香港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照常运行，4月11日抵港后改为中国代表团包机，直飞印尼。[1]

刺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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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于1955年4月11日，当时周恩来正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从香港飞往印尼首都雅加达出席万隆会议。根据中国外交部解密文件《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如交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张汉甫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破坏事件警察综合调查报告》》，国民党当局在香港的特务曾以50万港币贿赂香港启德机场清洁工周驹，让他在周恩来预定乘坐的印度航空公司洛克希德星座749A“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右起落架舱内安装定时炸弹。

“克什米尔公主号”船上载有8名船员和11名乘客（均为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记者），但暗杀目标周恩来刚做完阑尾切除手术，不得不秘密改变行程，经昆明、缅甸前首都仰光前往万隆参加会议。

“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约5小时后，一枚炸弹爆炸，导致飞机右翼3号发动机舱后方局部起火；当时飞机正飞行在海拔18800英尺的高空，被迫紧急迫降海上，最终机上11名乘客全部遇难，仅3名机组人员幸存。

事发后，香港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并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周驹，但在警方采取行动拘捕周驹之前，周驹已成功逃往台北避难。

车上人员有：沈建图：新华社外事编辑部主任；黄作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秉恒（李平）：新华社外事编辑部记者；杜洪：广电总局外语部副主任；郝凤阁：中央新闻纪录片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钟步云：总理司机；石志昂：外经贸部三局副局长；李兆基：外交部情报司科员；王明芳：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闫飞德：奥地利记者；Starlets：波兰记者。

中午时分，周恩来紧张地踱步，直到听到“克什米尔公主”号准时起飞的消息，他才松了一口气。

下午六点半，噩耗传来：客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海域发出三次求救信号后坠毁，机上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及记者等11名成员全部遇难。

周恩来的贴身保镖程元功回忆起54年前的这一幕，仍感惊心动魄。如果不是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周恩来也会是其中一员，今天的中国外交史或许就会是另外一个版本。

香港机场清洁工受贿

1955年万隆会议前夕，台湾情报部门获悉周恩来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包租印尼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参加会议，专机将在香港短暂停留。

在台湾情报人员眼中，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决定从香港下手，在飞机上安放炸弹，刺杀周恩来总理。具体策划者之一，是戴笠曾经的得意门生赵彬程；另一位是戴笠的下属陈鸿举。两人都是台湾派到香港从事颠覆活动的情报人员。

为了找一个不容易引人注意的人来安装炸弹，他们找到了香港机场的清洁工周炬。周炬大约20岁，除了嗜赌如命的父亲外，没有其他家庭负担，再加上他身材瘦削，相貌平平，打扫机场不容易引人注意。在50万港币的悬赏下，周炬决定承担刺杀周恩来的任务。

毛人凤同意了这个计划

方案拟定后，赵彬程与陈鸿举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口头汇报”，毛人凤当即表示同意。但赵彬程与陈鸿举不敢向毛人凤提及50万港币的悬赏金额，担心数额过高，遭到反对。最终，两人决定请当时被称为“地下局长”的“侦防组组长”顾正文出手。

顾正文听后也立刻同意了这个计划，在他看来，刺杀中共领导人是间谍的任务之一，这个计划不仅完美、可行性高，还可以作为向香港政府施压的契机。

当年4月10日，赵斌程、陈洪举携带50万港币从台湾偷渡回香港，并将炸药交给周炬。

中情局提供炸药

4月11日，周炬照常上班，安全通过安检。原来，台情报人员给他的炸药叫TNT，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提供给台湾情报网的高科技产品。这次为了应付机场安检，台特工故意把它弄得像牙膏一样，因为简单的洗漱用品是允许带入的。

通过安检后，周炬开始打扫飞机，包括前来加油、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他从容不迫地跟着一帮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这里扫一扫，那里扫一扫，谁也没注意到他什么时候进行李舱安装定时炸弹，什么时候消失……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周炬，其实心机很深。他在和台情报人员商量撤退时，提出了一个撤退方案，就是躲进“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里，因为这架飞机经常往返于台港之间，十分方便。

情报人员险些被曝光

当天，周炬成功躲进了陈纳德的民航客机，但一次意外却差点暴露他的身份……原来，周炬躲进去后不久，陈纳德的飞机就从启德机场起飞，飞机降落后，周炬的出现让台湾“保安司令部”机场检查部门的负责人大吃一惊，他直接给“保安司令部”打了电话。

还没来得及吃午饭的顾正文得知周局提前抵达，立即坐吉普车去机场接机，安顿好他。此时，台方收到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并未按计划从香港起飞，周恩来可能也不在机上。原来，刚做完阑尾炎手术的周恩来总理在昆明临时改变了行程。

4月11日晚6点30分左右，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正在北婆罗洲沙捞越上空飞行，行李舱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飞机起火，像一个火球一样冲入海中，机上共有11人，包括3名中国代表团成员、5名记者以及波兰、奥地利、越南等国的记者。机上3人后来获救，其余人员不幸遇难。

毛人凤事后向蒋介石报告了此事。 蒋介石不仅不生气，还对毛人凤进行了丰厚的奖励。 周驹后来定居台湾。 [2]

程元功：我不敢想还有别的可能

拐进北京皇城根北街，世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这条街上的一所老房子里，住着周恩来原贴身保镖程元功一家。

84岁的程元功虽然听力已不能清晰，但对妻子焦吉仁的声音依然敏感。1955年4月，他跟随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两人相爱了。

“万隆会议前后，我一直陪在周恩来身边，和他形影不离。‘克什米尔公主’事件有一半是我亲身经历的。”程元功说。

他提到的那一半，不是时间，而是路线。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出发前，分成两组，一组是跟着周恩来一行，另一组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遇难的11个人。

“如果缅甸总理吴努在会议前不愿意与周总理会见，后果将不堪设想……”直到今天，这种可能性仍让他心有余悸。

当年3月，中南海已开始紧锣密鼓筹备万隆之行，航线是重中之重。后来，总理突发阑尾炎，紧急手术，代表团不得不决定是陆路出行还是空运出行。为了减少旅途颠簸，代表团只好乘坐飞机。当时中国尚未开通国际航线，便向印度航空公司租用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

作为卫队长，程元功十分担忧。早在3月初，总理就收到可靠情报：台湾敌对势力有刺杀万隆的计划。甚至有人劝中国放弃参加万隆会议。“万隆会议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试镜，周恩来绝不会放弃。”程元功的手微微颤抖。

恰巧，缅甸总理吴努提前两天邀请周恩来经昆明到仰光“休养”，商讨万隆会议的建议。于是代表团决定兵分两路，由周恩来、陈毅率队从北京到昆明等候缅甸的专机；另一路则按原计划从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雅加达。

4月7日，周恩来正准备离开北京西郊机场航站楼，又收到更详细的情报：“蒋介石要轰炸‘克什米尔公主号’！”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情报很快被转交给外交部，经过与印航和香港的反复交涉，对方回复说应该没问题，但还是增加了额外的安全措施。

“但这份情报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谈及此事，程元功满怀遗憾。

4月11日中午，中国代表团一行11人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离开香港启德机场。这一天，在昆明多次要求港英当局防止蒋介石特务破坏的周恩来心神不宁，每隔几分钟就要看看表。已经12点半了！他在接待室里踱步。陈毅抽了一大口烟，“放心，放心。”

下午1点左右，外交部来电：“克什米尔公主号12时15分准时起飞，一切正常。”周、陈二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几个小时后，情况急转直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起飞三四小时后与导航站失去联系。

刺杀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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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莫斯科传来消息，称周恩来飞机在南海爆炸坠毁，随后多家外国通讯社也纷纷报道，但台湾电台早已播报“周恩来飞机坠毁”的消息。

当时，烈士名单尚未公布，“大家都很担心，很悲痛，大家聚集在总理房间里，彻夜等待北京的消息，再次讨论总理是否应该放弃万隆会议。但总理很执着。”

程元功记得，直到天亮大家才散去，周恩来回到自己的房间，读了邓颖超的信，并写下了著名的《昆明复信》。

2009年清明节，钱思杰像往常一样，来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里安葬着他曾经的战友、兄弟、同事、领导。他在一块纪念碑前久久伫立，上面刻着周恩来亲笔题写的“亚非会议牺牲烈士陵园”四个大字。纪念碑的背面，是“克什米尔公主”事件中牺牲的11位烈士的姓名和履历。钱思杰不用看，就能背出这些他在梦里呼唤过千百遍的名字：沈建图、黄作美、李萍……

“有时回首往事，觉得这50年是额外的生命。”54年前，作为新华社万隆会议特别报道组两名幸存者之一，钱思杰的人生因意外而得到祝福。

飞机在南海上空爆炸时，27岁的钱思杰正在雅加达的一家酒店里紧张地等待同事和领导到来。当时，他已经告别了新婚妻子，准备出国参加他的第一次国际会议。

此前，他和报务员刘茂建带着一长串的清单被派往香港，采购报道设备。采购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就做出决定：外交部派两名信使从香港坐船去万隆，随身带着很多重要的东西。为了安全起见，钱思杰和刘茂建随行，由他们负责采购设备带上飞机。“当时我们两个都很不开心，非要坐船。”

就这样，在海上漂流了7天7夜后，钱思杰抵达了雅加达。“得知11号大团要来，我一大早就醒了，兴奋得坐立难安。”

房间里的广播开着，消磨着时间。“突然有消息说，中国代表团的飞机爆炸了……”钱思杰没有再说什么。对他来说，那一刻记忆的痛苦，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轻。

临走时，既是战友又是同事的李平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小倩放心吧，晚上我帮你整理照片。”

在钱思杰的心里，那几张曾经年轻的脸，依然年轻。“那时，申建图的妻子已经怀孕九个月了。他是一个从印尼回来的才子，眼睛明亮，英文说得比中文还好。黄作梅也是一个才子，只是做事有些马虎……”

似乎没有比打起精神更好的办法了。“我要完成他们未竟的心愿。”万隆会议期间，钱思杰五天五夜没有睡觉。

事件后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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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下午6点，周恩来出现在雅加达机场。周恩来成了万隆会议最忙碌的人。有一组数据：7天的会议期间，他出席了16场会议，会见了10次客人，举办了15场宴会……如此超负荷的运作，为中国政府在万隆会议换来了成功。“会议前，只有6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会议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伸出了友谊之手。多年后，这些兄弟国家把我们带进了联合国……”程元功说。

有人评价万隆会议的重要意义：亚非国家万隆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产生的万隆精神和国际关系十项原则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行动指南，万隆会议将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国际政治事件载入史册。

在紧张的会谈中，周恩来还在关心“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情况。当时，奉命赴新加坡处理善后事宜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来到万隆。听了他的汇报后，周恩来深情地说：“烈士们的光辉名字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争取和平的斗争史册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了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而牺牲的。”周恩来嘱咐申健要妥善保管烈士的骨灰，他要亲自把烈士的骨灰带回北京。

亚非会议开幕的第二天，4月19日下午，中国代表团收到一封署名为“觉醒国民党暗杀小组”的信。信中说：3月初，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国民政府总统府命令，组织了28人的死亡暗杀小组，准备刺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信中还说，暗杀小组已于3月10日在洪溪组成，成员均为逃亡印尼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他们每人不仅得到美国驻印尼大使馆赠送的消音手枪，还得到20万印尼盾。任务完成后，每人再获20万印尼盾，刺杀周恩来可获40万印尼盾。

代表团立即研究了这封信。尽管无法核实信件的真实性，但根据当时的安全形势，信不信总比不信好，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因此，代表团通知印尼方面加强安全保护，并召开内部会议，制定安全防范措施。

印尼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加强了万隆外围警卫，还调动大量警力进行防范，并专门指派一名陆军上尉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副官，派五名警察担任警卫。同时，周恩来若外出，除派两辆摩托车引路外，还派一两辆宪兵吉普车护卫。程元功回忆说：“为了保证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李福昆等几位同志高度警惕，不敢有丝毫放松和大意。我们携带的手枪都装满了子弹，始终紧跟在总理身后，情况复杂时，就干脆把总理围在中间。”

令人欣慰的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刺杀周恩来的阴谋最终失败，亚非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像一道伤疤，深深地刻在了新中国外交官们的记忆中，它有些痛，却也传递着力量。

4月29日，周恩来率团安全抵达昆明。同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代表团已安全抵达昆明。电报中说：“我在国外已半个月了，由于时间仓促，工作繁忙，许多重要谈话未能及时汇报。我准备在昆明休息几天，把重要谈话分专题写成报告。”

5月7日上午11点，载着周恩来一行的专机缓缓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陈云、林伯渠、董必武、邓小平等已等候在那里。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立即了解了“克什米尔公主”事件调查的进展情况。5月8日，周恩来会见了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和负责事件调查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高文忠。高文忠向周恩来介绍了他在香港期间了解到的事件情况。周恩来请高文忠转告印度总理尼赫鲁致电当时的英国首相艾登，希望英国政府转告香港当局配合调查。他还表示，如果英方愿意合作，中方可以把迄今获得的材料以及今后调查中可能获得的材料提供给驻港英方。

5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会议，讨论有关“克什米尔公主”事件的斗争方针和策略。

经过研究，确定了下一步：争取破案，让美国和蒋介石在世界人民面前臭名昭著。破案的关键是争取英国与我合作，如果英国表示愿意与我合作，我可以向他提供相关情报。否则，向他提供情报不但无济于事，还有可能让凶手逃脱。如果英国故意不破案，我们可以根据情况对英国进行打击。在对英国的策略上，大家认为，英国是怕后果，一方面顾虑美国，不敢破案；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中英关系形势和自身利益，所以要采取“压力”与“拉动”相结合的策略。

周恩来按照既定方针，当天就会见了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向英国首相艾登转达关于“克什米尔公主”事件的如下口信：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能责成香港当局与我们密切配合，使“克什米尔公主”事件得以解决。如果我们把现有的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案件就能侦破。同时提出了如下要求：主要是香港当局要对所获得的材料严格保密，对材料中提到的涉案人员严加监视，防止其脱逃，对主要嫌疑人严格审讯，审讯时必须有中方人员在场。

5月15日，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兰特会见周恩来，带来英国首相艾登对周恩来口信的答复，表达了英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政府充分合作。

当晚，周恩来召见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庆昌和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晖。周恩来对熊向晖说：“艾登已经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鲁派高作为他的代表去香港，你作为我的代表去香港。你去了以后有三个任务：第一，向香港当局提供有关‘克什米尔公主’的情报材料；第二，及时向香港当局汇报破案的情况；第三，代表中国政府，向香港当局提出处理这个案件的意见和建议。这件事情必须迅速处理。这件事情又很复杂，牵涉到台湾、英国和美国，所以要拉着印度一起，共同推动英国的案子。”

接到命令后，熊向晖于5月18日下午1点30分经罗湖口岸抵港，香港警务处政治部总监威尔克斯亲自到罗湖迎接，并派两名便衣警察用专车护送，表现出十分合作的态度。

但同一天，香港警方接到台湾一家美国民航公司保安人员的报警，称在一架来自香港的航班行李舱内发现一名“隐藏乘客”，经调查，此人正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员工周炬。

事件发生后，ju非常紧张，并希望离开台湾，台湾KMT的特勤局向香港情报局发出了命令，要求他们采取秘密措施，并告诉秘密特工，告诉Zhou Ju以保持平静的方式，以便保持态度。从该月开始，每月津贴200香港。

香港警察还两次召集了周ju，但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使他能够逃脱并逃脱。阿杜是不可能的。

在“克什米尔公主”爆炸案中，周ju只是库恩坦派特勤局（Kuomintang Secrial Service）购买和使用的工具，而不是随后的幕后宣言。

如今，在巴巴山（Babaoshan）的革命墓地里，绿色的松树和柏树（Cypresses）的阴影是白色的大理石救济，在那里，一无所有的和平的人在阿里亚人会议上雕刻了烈士。记录烈士的the难的铭文，最后一句话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地死亡的烈士将永远存在！”